王会悟：《妇女声》与平民女校
▲ 来源：www.pexels.com
撰文：倪浩然
责编：王晓慧
写在前面
早期的共产党领袖为进一步推动妇女解放工作和培养妇女运动领袖，积极创办女子学校和兴办报刊，其中最为瞩目的成就当属平民女校和《妇女声》的诞生。无论是教育史、报刊史、妇女史的研究，都曾涉及平民女校和《妇女声》，但大多是对其进行内容分析，且从“初创”的视角对二者给予极高的历史评价。本文虽然也会把焦点置于平民女校和《妇女声》本身，但笔者仍希望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更多地讨论王会悟、李达夫妇为早期妇女解放所做的努力、平民女校所面对的困境，及其对当代“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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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会悟与李达：早期妇女解放运动的伉俪
美国学者梅凯悦（ Kate Merkel-Hess）对李德全和冯玉祥的研究中指出，冯、李婚后的公众形象对二人的政治选择和女权工作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说明重要人物的亲密关系一定程度上支撑了20世纪解放、革命等国家叙事。冯、李之外，李达和夫人王会悟在建党初期的亲密合作也是此观点的又一例证。
1919年，王会悟来到上海，在黄宗汉的指导下参加上海女界联合会的工作。次年春，怀着共产主义理想的李达从日本回沪，与陈独秀、李汉俊等决定筹建中国共产党，并于同年与王会悟结婚。李达一直大力倡导马克思主义并宣传男女平等，主张“建设男女两性为本位的共同生活的新社会”。而在此过程中，王会悟与他一起建立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并承担了中共一大的会务工作。长久以来，王会悟一直被贴上诸如“李达同志的夫人”、一大的“幕后功臣”等标签，但除却“支持者”的外衣，王会悟本身也是提倡女权的新女性。她在1920年代为党的妇女解放事业所做的工作应当摆脱“夫人”标签，被客观、独立地评价。
▲ 图一：李达王会悟夫妇
在共产党成立前后，有关妇女解放的问题一直是党小组的重要工作之一，而培养有力的妇运骨干更成为共产党成立后的核心任务。《妇女声》的出版和平民女校的创办便是标志性的事件，李达、王会悟夫妇也在其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陈独秀与李达商议创办平民女学之时，党还处于秘密状态，无法公开办学，王会悟便借用“上海女界联合会”的名义招生，并和李达凑了50元，租了家附近（成都路辅德里）一幢二层楼房的顶。王会悟自己既是平民女学高级班的学生，又担任工作部主任，主管学校的具体工作。虽然王会悟的历史地位不应以“家属”论，但“李达夫人”这个身份却增加了王会悟的可视度，比起其他寂寂无名的女性来说，王会悟是其中幸运的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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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声》与平民女校双双诞生
在《妇女声》办刊与平民女校创校的过程中，王会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虽然二者均是由共产党所领导，但依托了王所任职的中华女界联合会才得以顺利诞生。《妇女声》由王会悟和王剑虹主编，李达撰写或审阅了多数文章，于1921年12月正式发行。“打破一切掠夺和压迫”与“取得自由社会底生存权和劳动权”烙印在《妇女声》的宣言中，其核心使命是对妇女进行阶级教育，倡导无产阶级特别是无产阶级妇女的联合才能够真正迎来妇女的彻底解放。
《妇女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首个妇女刊物，采用新式标点，除了在内容上宣传妇女“有应尽的义务和应享的权利”外，形式上也以白话文为主。虽然《妇女声》仅存续了半年时间，然其并非共产党妇女解放事业的“独生女”，平民女校与之相伴而生。
▲ 图2：《妇女声》第6期
平民女校并非早期共产党人创办的第一所女学校，但确是共产党正式成立后最初的女学实践。《妇女声》也不间断为平民女校做宣传，极力扩大学校的社会影响力。学校共有20余人，“高等科为投考国内专门学校、大学预科的预备，及养成小学教员。初等科为年长 失学者而设”，因此两班学生水平差异极大。
丁玲、王一知、王剑虹、王会悟等均是高等科的学生，受教于陈独秀、李达、陈望道、恽代英、沈雁冰等名师。初等科的学生人数多，但普遍只读过一、二年书，也有个别人是文盲，由王会悟负责教。除了教授学科知识及与妇女切身相关的问题外，平民女校的特色之处就是设置工作部，分缝纫、织袜、编织三个组，学生每天是做半天工读半天书，每月所得不仅能够偿付膳费，更有盈余。工作部的设置是为了培养女性的自立精神和谋生能力，也试图改变明清以来女子教育贵族化的刻板印象。
除了常任教员之外，施存统、刘少奇等共产党人也经常会来学校讲课。教育家王一知也曾是平民女校高级班的学生，在她就读时，刘少奇刚从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回到上海。在学生的热情提问之下，刘少奇在学校讲课，解答“十月革命为什么成功”等问题。此后，王一知继续参加刘少奇在上海组织的马列主义研究会，也在刘的介绍下加入共产党。这段“师生缘”也一直持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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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女校的“遗产”
平民女校是共产党成立后创办的第一所女校，《妇女声》也是同时期党所办的第一所妇女刊物。在“后五四”时代，急需进步的理论来引导新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声》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平民女校也向学生传播了新观念，为平民妇女从家庭走向社会提供了自立的技能。复旦老校长陈望道就坚持在平民女校以白话文教授，而邵力子也选取当时报纸、杂志、小说中的名著译文及评论之类的文章作为讲课资料。初级班甚至迎来了一对母女入学，母亲教大家缝制衣服。无论从理念设计还是从实际运作，《妇女声》和平民女校都对20世纪漫长的妇女解放运动有所贡献。
然而，如同民国时期众多转瞬即逝的民办报刊和女学校一样，《妇女声》和平民女校的实践在一年内宣告破产。通过对二者困境的考察是否也能暴露出20世纪20年代刚成立的党和女子教育发展所面对的艰难困境？
▲ 图3：平民女校旧址
经费问题是平民女校官方公布的停办原因，这也是同时期大部分女校共同面对的困境。学校经费依靠教师及“同情于本校的团体或个人分途筹措”，无法长久担负房租等固定开支。此外，丁玲的回忆也揭示了学校实际运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首先，虽然名师云集，但许多教师不能按时上课，仅能只能利用业余时间上课，谁有空谁来的模式无法保证稳定的教学；其次，在政治不稳和生活不定的情况下，高级班和初级班的学生都“无心学习”。高级班的6位学生本着“到上海平民女学来找革命道理”的目标，对上课缺少兴趣，反而热衷于参加社会活动。社会活动虽然也是学校培养妇女干部的使命之一，但是缺乏具体的领导，“一次活动结束，也不总结，我们热情地去做了，也不知道那个对，那个不对，没有提高，这样，我们就坚持不下去”。而在初级班，半工半读的方式使得“却好使一班通学生，上了课回去煮饭、做家内的工作，或者做了家庭工作，吃了中饭来上课”，缺乏该有的学习氛围，而仅靠手工缝贴边的收入维持生活，也难以继续维持学生的生活。因此，学生人数并不固定，有时仅10至20人，流动性很大。
可见，在平民女校8个月的创办过程中，即使有着美好的理想和进步的理念，在细节处仍存在着些许遗憾，而平民女校所出现的师资不足、经费短缺、人员流动等问题在晚清民初的大多数女学校中都有所体现。1922年末，平民女校停办，部分学生转入上海大学或上海大学附中学习。
1959年5月26日，平民女校旧址被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5月4日，重新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9月，上海市妇联将之列为上海妇女教育基地。“平民女校老校新开”的体验项目也成为小小石库门中追忆早期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载体。学校的故事虽然终了，但是其所代表的平民教育理念和妇女解放思想，依旧在现今的中共二大会址中延续着。
参考文献
① Merkel-Hess, Kate. “A New Woman and Her Warlord: Li Dequan, Feng Yuxiang, and the Politics of Intimac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11, 3 (2016): 431-457.
② 关于为中共一大做出贡献的女性，详见陈雁：《她们的中共“一大”：社会性别化的记忆》，《史学月刊》2011 年第12 期，第109-116 页。
③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编：《腾蛟起凤中共二大历史影像图录》，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3 年，第66 页。
④ 王继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妇女声〉》，《青年记者》2014 年第24 期，第100-101页。
⑤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编：《腾蛟起凤中共二大历史影像图录》，第65 页。
⑥ 邵雍：《中华女界联合会与近代中国妇女运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2 期，第135-136 页。
⑦ 李新芝、谭晓萍：《刘少奇珍闻》，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年，第18-20 页。
⑧ 王会悟：《党所创办的第一所平民女校》，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2 册）》，第520-522 页。
⑨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现代上海研究中心编：《红色印痕上海遗址百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65 页。
⑩ 丁玲：《我所知道的平民女学》，《妇运史资料》1982 年第2 期，第36-37 页。
倪浩然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研究方向：近代社会性别史
制版编辑：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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